[翻譯] 九個問題讓你搞懂美國與古巴怎麼了

[翻譯] 九個問題讓你搞懂美國與古巴怎麼了

原文連結：9 Questions about Cuba you were too embarrassed to ask (2014年12月18日)

美國與古巴在去年年底（2014年12月）宣布了兩國將結束長達50年的對立關係。美國總統歐巴馬和古巴總統勞爾卡斯楚（Raul Castro），也就是前任總統菲德爾卡斯楚（Fidel Castro）的弟弟，在宣布這項消息之前，已經祕密的會談了長達18個月之久。

這對古巴、歐巴馬、或是美國古巴關係來說，都是歷史性的一刻。不過你可能會想，為什麼是在這個時間點發生轉變？美國和古巴的關係怎麼會變得這麼緊張的呢？為什麼會長達50年之久呢？現在的新外交關係對於兩國來說是什麼新的意義？以下的幾個問題，就是為了幫助你理解美國與古巴之間的關係。

1. 什麼是美國古巴新政策？（What is the US-Cuba deal?）
美國與古巴之間的新合約有三項重點值得關注：

首先，這是兩國互相妥協讓步的交換條約：也就是美國取消部分對古巴的貿易禁令（embargo），而古巴會允許部分的網路自由，以及雙方都會釋放一些囚犯等。這些合約的條件本身並沒有多創新，貿易禁令還是存在，旅遊禁令也還是存在，美國人到古巴觀光依然是違法的。

電影心得速記--The Imitation Game模仿遊戲：不同的你、揭露出的那些秘密，還有「講三遍」

和二戰當年的解密高手過過招吧，試試看你能不能進入英國最高情報單位Bletchley Park！下圖是1942年原版的crossword遊戲，重新被英國Telegraph報紙發佈出來。文末有從Telegraph報紙上copy paste過來的答案。

你準備好了嗎？六分鐘計時開始。（我超不會玩填字遊戲，最近在手機上下載了the new york times的crossword app，也只敢偶爾玩玩5*5的迷你版）

在進電影院之前，就耳聞某些影評認為模仿遊戲（Imitation Game）這部電影把Alan Turing 著名的同性戀身分「洗直」了(straight-washing the character)，而影迷群起護航，有的認為電影婉轉、含蓄的表達不代表沒有抒發；有的認為影評左右都要批、總是為批評而批評；更有些人認為同性戀的性場景又不是他們身分的唯一表現、故事著重在Turing的成就有何不可。

我在Ann Arbor小小的Michigan Theater裡看完電影之後，雖然熱淚把袖口沾濕，還是很快地在密西根冬天的冷風中清醒過來，似乎可以理解那種對於Imitation Game是既欣賞又感到可惜的感受。當然，如果很久沒用眼淚清洗臉龐的你想要讓自己大哭一場，這部電影跟坐著切老洋蔥的效果大概差不多，讓人忍不住直掉淚。（我哭點和笑點都很低沒錯，但我也因此學會不用我哭和笑的次數和嚴重程度來評論一部電影。）

舉手投降的示威 "Hands Up, Don't Shoot"-- Ferguson Protest

高高舉起的雙手代表什麼呢？「我投降」、「我輸了」、「我聽你的」、「我沒有武器」。
然而，這幾天在美國密蘇里州，Ferguson的黑人居民將雙手高高舉起，抗議警方濫權。

八月九日一名18歲手無寸鐵的少年Michael Brown遭警方射殺身亡。好幾位目擊者表示，當時Brown向警方高舉雙手，展示他沒有攜帶任何武器，卻仍然在離家幾公尺的地方遭警方開槍殺害。

Michael Brown 的父母痛心欲絕，表示今年要上大學的兒子，被警察像是殺動物一樣的處決，再也沒有學習與生活的權利。消息傳出之後立刻點燃當地居民的憤怒，這個週末上街頭抗議，並在與警方對峙的時候，高舉雙手。抗議民眾高喊「我雙手已舉起，別射殺我」。

相關新聞："Protesters use hands-up gesture defiantly after Michael Brown shooting"

Photo Credit: Ben Kesling/Twitter

Photo Credit:Michael Thomas/Getty Images

Photo Credit: Scott Olson/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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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藝術家--Esther and Jochen Gerz消失的歷史紀念碑

該如何製作一個紀念碑「紀念」納粹屠殺猶太人這樣的悲慘事件呢？

什麼東西能代表這場黑暗的屠殺？

沈重的歷史要以怎樣的形式在城市中存留？

1986年，Esther Gerz和Jochen Gerz在德國漢堡的Harburg豎立起一個高達12公尺的方柱：「反法西斯紀念碑」起初，這個柱子看來與一般的、高聳的、有權力者架設的紀念碑無異。不過，藝術家上面塗上厚厚的一曾鉛，邀請觀眾在上面刻上留言與簽名。

photo: Grez Studio

photo:Gerz Studio

一旦四面都被刻滿了之後，柱子就會下降，騰出新的空間給人簽名留言。一共八次的下降，直到最後一次1993年11月10號整個柱子沒入地面，埋入地底。

長達七年的過程中，這個「反法西斯紀念柱」總共收集了約七萬個簽名。

現在去到漢堡的Harburg，已經看不到這個高聳的柱子了，只剩下一個方形的石板。

   

1991                                                   2003

而旁邊說明牌上，用七種語言寫道：

「我們邀請Harburg的市民以及拜訪此地的遊客，在我們的名字旁邊簽下他們的名字。如此，我們承諾要隨時保持警惕。這個高達十二公尺的柱子被簽滿名字之後，便會漸漸埋入地底。當他消失於無形的那一天，Harburg的反法西斯紀念碑也將不見蹤影。到那個時候，就只剩下我們能起身抵抗不公不義了。」

photo:publicartnow

The Grez 讓這個消失的過程，成為一個新的理想，讓參與的人和觀看的人成為這個紀念的一部分，尤其是對德國漢堡的居民來說，在數年的時間裡，他們擁有了一個共同的記憶，是可以用來回應或宣洩法西斯主義曾經盤踞此地的痛苦。

視覺與觸覺上的柱子隨著時間逐漸消逝，其實，卻是讓觀者在記憶裡、在回憶中豎立起無可取代、無法崩壞的「紀念」。

[翻譯] 九個問題讓你搞懂烏克蘭怎麼了

烏克蘭的語言分界 Data source: 2001 national census. (Laris Karlis/Washington Post)

原文連結：9 questions about Ukraine you were too embarrassed to ask. by Max Fisher

烏克蘭的抗議事件從2013年11月21日開始，導火線是總理Viktor Yanukovych否決了與歐盟進一步連結的議案，反而更向俄羅斯靠攏。大量的烏克蘭人至今仍在街頭，佔據國內多處地方政府建築物。在烏克蘭首都基輔，抗議者與安全維安警力的衝突越演越烈，發生多起死傷。一月底烏克蘭總理辭職了，沒有人能準確預知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烏克蘭發生的事情很重要，但也錯綜複雜，對不熟知其歷史背景的人來說會很難理解怎麼導致現今的局面，而歷史脈絡正是造成這次危機主因。在此試圖回答九個基本的問題，但前提是，這篇文章並非試圖書寫龐雜而詳盡的烏克蘭歷史，只是背景知識，好讓每一個人都能一目瞭然。

1. 烏克蘭是什麼（What is Ukraine?）

就英文名稱來說，他現在是"Ukraine"，不是"the Ukraine"（譯註：加上the 的名稱是指在1991年獨立以前、還是蘇聯一員的烏克蘭）。烏克蘭位於東歐，在俄羅斯與中歐的中間，佔地面積很大，幾乎跟美國德州一樣大，人口是兩倍的德州人口再少一些（譯註：面積大約是台灣的 17倍，人口約是台灣的兩倍再多一點）。烏克蘭國家的歷史可追溯至上千年以前，例如，第一個圈養的馬匹是在這裡出現的。他長久以來被視為是東方與西方的交界處，而這個特色也導致了今天的衝突。

烏克蘭在歷史上長久受到外來強權的統治，這也反應在他國家的名字上面，許多學者認為烏克蘭這個詞的意思是「國境邊陲」（borderland），這也是為什麼他過去被冠上"the Ukraine"的稱號。（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烏克蘭這個詞的意思是「家鄉」）自蘇聯瓦解後，他才在1991年獨立，和上一次的獨立統治時期比較起來（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短暫幾年，再前一次獨立大約是在 1600年代）烏克蘭早就有相當不同的國界以及不同的人口組成。認識這一點非常重要。

2. 為什麼這麼多烏克蘭人要抗議？（Why are so many Ukrainians protesting?）

抗議始於首都基輔，肇因於當時總統Yanukovych和歐盟在經濟上聯合的協商破局。這個協商非常受烏克蘭人的歡迎，特別是在基輔和其附近地區（雖然不如你聽聞的那麼受歡迎：大約只有42-43%的人支持）

但這可不只是一項貿易協定，Yanukovych的決定象徵了他的合作對象從歐盟轉向莫斯科。俄羅斯過去提供大筆金援而且承諾未來向烏克蘭輸出更便宜的石油，這的確是很好的吸引力，但是俄羅斯過去長久以來掌控、主導烏克蘭，你應該很容易理解為什麼Yanukovych這樣的決定會刺到人民的痛處。

但這個問題不只是地理上的政治關係，Yanukovych政府從2010年掌權以來，把經濟亂搞一通而且越來越腐敗。早在2004年就有大批的示威遊行，抗議Yanukovych以不法手段獲選為總統，當時抗議民眾成功的讓Yanukovych無法進辦公室辦公，這項行動被稱為「橘色革命」，是當時的一件大事。現在抗議民眾回來了。

抗議群眾的數量在今年1月16日的時候稍微下降，因為Yanukovych簽署通過「反示威遊行法」，強烈限制言論自由、媒體自由、禁止五量以上的車子群聚、甚至不准民眾帶安全帽（譯註：所以一度出現民眾頭戴鐵鍋的局面。）。不過抗議者以新的方式回應和報復，不只在基輔也在其他地區，某些地方甚至掌控了行政用的建築物。

3. 我聽到的版本是，烏克蘭人想要和歐盟連結，但政府卻把國家賣給莫斯科，是這樣嗎？

（I heard this was about Ukrainians wanting ties with Europe and their government selling out to Moscow. Is it?)

這說對了某部分－－很多烏克蘭人的確想要他們的國家更「歐洲」一點，不想要和俄羅斯有連結，而Yanukovych的確和莫斯科相當親熱; 但這種說法也說錯了另一部分。的確，有一半的烏克蘭人表示想要和歐盟協商，但另外三分之一的烏克蘭人表示他們比較想要加入由俄羅斯主導的「歐亞關稅同盟」所以，現狀的分裂可能比你想像的更嚴重。

首先你得了解，烏克蘭是分歧的。無論是在語言、歷史或是政治上，都有很深很深的分裂。三分之一的人的母語是俄語，而且也是在生活中實際使用的語言。使用俄語的人居住在烏克蘭的這一半，而使用烏克蘭語的人則住在另一半。你可以很清楚的從地圖上看到這個分野。

但這也不只是烏克蘭有兩個主要語言區這麼簡單而以。他們有不同的政治傾向以及對國家不同的憧憬。看看以下這四張地圖：上面兩張分別顯示其語言和種族的分佈，下面兩張分別是2004和2010年總統選舉的結果。這四條界線幾乎是相等的！

左上圖：烏克蘭的俄語使用者是藍色。右上圖：主要的族群和語言分佈圖

左下圖：2004年總統選舉結果圖。右下圖：2010年總統選舉結果圖。西半部壓倒性的反對Yanukovych，也是現在抗議者主要的家鄉。

說俄語的東烏克蘭傾向於－－你猜對了嗎，當然是親俄羅斯。而Yanukovych就是來自東烏克蘭的，他的支持者都在這裡，而且他在他50歲以前根本不說烏克蘭語。

而親歐盟的抗議者多來自於說烏克蘭語的西烏克蘭，這些人在2010年大舉反對Yanukovych（不過，自從他訂定禁止抗議條文之後，已經燃起全國人民對Yanukovych 的怒火）

事實上，這個分歧是烏克蘭從1991 成功獨立以來一直是烏克蘭政府的大挑戰，選舉結果完全分裂成兩半，兩個陣營分別想把國家導向完全相反的方向。烏克蘭政治學研究者Leonid Peisakhin說得很清楚，「（烏克蘭）一直以來都不是、未來也不會是一個一致的國家，除非能出現一個共同的論述，或者，至少出現一種或多或少能共通的政治理念。」

就某個程度來說，這個危機的確是有關大批民眾對總統的不滿與憤怒，而總統不僅搞砸了經濟還鎮壓抗議者，逐漸走向專制政權。但是這個事件更顯示出烏克蘭長久以來無法解決的身分認同危機。這個事件雖然經常被報導為烏克蘭受到莫斯科與歐盟的左右拉扯，但烏克蘭內部就存在強烈的拉扯：在烏克蘭裂成兩半的兩種身分認同之間，這是一場長達22年、而且還一直持續的拔河比賽。

4. 哇賽～烏克蘭怎麼會這麼分歧的呢？（Wow. How did Ukraine get so divided?）

幾個世紀以來，烏克蘭受到鄰近強權的統治與分裂，包括波蘭、奧地利、當然還有俄羅斯。而俄羅斯不只是想要統治烏克蘭，他還想要把他也變成俄羅斯。

烏克蘭的俄羅斯化（Russification）始於250年前的凱薩琳大帝（ Catherine the Great）時期，她在1770左右開創俄羅斯帝國的黃金時期（golden age）。一開始，只有掌控東烏克蘭，為了發展礦物與鋼鐵工業，作為供應俄羅斯擴張的庫源。雖然後來她也掌控了西半邊，但是她以及後來繼位的俄羅斯統治者，完全只針對東半部開發，甚至打造出世界上最具生產力的農田之一。

哈佛的烏克蘭研究院院長Serhii Plokhii最近在國家地理雜誌上表示，烏克蘭分成東邊非常肥沃的羊草草原（Steepe）以及西邊的森林，這個生態學上的界線幾乎和上面說過的語言-政治界線一模一樣。

當時很多俄羅斯人湧入烏克蘭的東南地帶，其中有一些武裝部隊，要攻擊鄰近的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後來這個地區變成現在的新俄羅斯（Novorossiya, New Russia) 。俄羅斯的領導者為了讓這個地區永久屬於俄羅斯，就禁止這裡的人民使用烏克蘭語。

然後史達林來了。在1930年蘇聯領導推動的農業集體化運動（collectivized agriculture)

讓農民轉入國營農場，這一連串政策導致數百萬烏克蘭人死於饑荒。烏克蘭政府和美國都認為這是蓄意的種族屠殺政策，不過歷史學家的解讀各有不同。不論如何，在饑荒過後，史達林為了振作荒廢的東部農地，他大量輸入俄羅斯裔的人民進駐此地。

現在雖然烏克蘭只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是俄羅斯裔，但是俄羅斯文化的刻痕深深的留在這裡，絕不只是許多烏克蘭人視俄語為母語這麼簡單而已。2005年，當烏克蘭民族主義黨的Viktor Yushchenko－這個傾向西方的政治人物－獲選為總統的時候，根據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調查，「約60%的電視台是以俄語播出，40%以烏克蘭語播出」。 但是，2010年他離開總統府的時候，「這個比例已經倒過來了」，這是他五年執政以來積極推動烏克蘭化（Ukrainianization）的結果。雖然Yushchenko說流利的俄語，他在和俄羅斯總統普丁見面時，只透過翻譯來溝通。

5. 這真是越來越複雜了，可以聽個音樂、休息一下嗎？

（This is getting complicated. Can we take a music break?）

太棒了，烏克蘭有豐富的傳統民間音樂和流行音樂，不過，讓我們來聽聽他們眾多古典樂大師中的一位Mykola Lysenko. 他是一個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他很喜歡在創作中加入烏克蘭民間音樂的旋律。以下是他的一首簡潔而優美的第二號烏克蘭鋼琴狂想曲，由他的孫女Rada Lysenko演奏：

Lysenko的人生，早在一個世紀以前，就經歷許多議題是至今仍然沒有解決的。當時的烏克蘭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他們強迫作曲家和音樂家只能使用俄語創作。Lysenko拒絕如此，他創作了兩部用烏克蘭語演唱的歌劇，而他也不肯翻譯成俄語，這就表示他們不可能到莫斯科去表演。在1876年頒佈的擁護沙皇法令（czarist decree）禁止印製任何烏克蘭語，Lysenko得秘密的把他的音樂送去國外印製。他是烏克蘭的烈士，許多同時代的音樂家如柴可夫斯基等都相當珍視他的音樂。只不過現在，他的原版錄音檔已經很難找到了。

6. 我懂了，俄羅斯過去統治過烏克蘭，現在沒有。但是，為什麼一直聽到俄羅斯在這個議題裡參一咖的消息？（So I get that Russia used to rule Ukraine but doesn't anymore. Why do I hear so much about its role in all this?）

俄羅斯總統Vladimir Putin普丁一直以來很積極的逼迫烏克蘭切斷和歐盟的合作，他希望烏克蘭不只是加入由莫斯科領導的歐亞關稅同盟，這個同盟包括了幾個前蘇聯國家。他的手段包括以經濟制裁的方式要脅烏克蘭。2004年和2006年，當親西方的Yushchenko當權的時候，俄羅斯就幾度因為政治上的糾紛而停止供應烏克蘭天然氣，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害。

不過普丁不只脅迫、他也利誘， 在Yanukovych拒絕歐盟的協商之後，普丁立刻金援烏克蘭一筆高達一百五十億美金的振興經濟計畫，以及提供七折的天然氣優惠。這些舉措讓Yanukovych很難逃脫普丁的懷抱，特別是國內因低迷的經濟引起的民怨。

7. 為什麼俄羅斯如此關注烏克蘭呢？（Why does Russia care so much about Ukraine?）

最表層的原因包括：文化上的連結非常深，普丁無法和烏克蘭這個擁有重疊的歷史、擁有俄羅斯血脈的國家說不。這個國家是俄羅斯的榖倉與能源運輸轉運站，對俄羅斯來說不管是經濟或文化策略上都極為重要。普丁對歐亞關稅同盟國具有個人的感情且把他視為俄羅斯的文化傳承之一。

但同時也有更深層的原因：烏克蘭打破了俄羅斯強權的形象，俄羅斯自柏林圍牆倒塌以來一直很慘烈的形象。如同 Tufts的政治學家Dan Drezner 在Foreign Policy雜誌中說的，「對於普丁的中東外交政策來說，烏克蘭是成就他權力野心最重要的部份，在外交政策社區大學（Foreign Policy Community College）裡你會學到的第一個觀點就是『俄羅斯沒有烏克蘭只是一個國家; 俄羅斯加上烏克蘭能成就帝國大業』。（'Russia without Ukraine is a country; Russia with Ukraine is an empire.'）」

即使普丁無法說服烏克蘭加入，他也想盡辦法把他和歐盟隔開，因為他認為歐盟是西方國家幾個世紀以來計畫陰謀要對抗俄羅斯的一部分。在莫斯科有幾個說法，認為西方國家根本不在乎俄羅斯的毀滅，所以俄羅斯必須盡力確保西方勢力不會介入其他國家，以防未來這些國家反過來攻擊俄羅斯。雖然聽起來有點荒謬，但有些國安專家認為保護烏克蘭很重要，因為他是保護俄羅斯國防的緩衝區。

8. 為什麼美國和歐洲國家還沒搞定這件事？（Why haven't the US or Europe fixed this?）

（譯註：這是寫給美國人看的，所以預期美國人會問這種問題也是蠻了解自己人的呵呵，就暫且看一下Max Fisher怎麼回答吧。）

在這個危機發生之後，西方國家可以向Yanukovych施壓，要求停止實施專制手段。但是絕大多數的權力都在普丁和烏克蘭人手中，西方該怎麼做不是很明確。紐約時報的一則專論中，四名前美國駐烏克蘭大使（四名！）也不過是呼籲美國政府發佈聲明，包括後續的經濟制裁。

任何西方的行動，若是強硬到可以改變現狀，都極有可能引起更強烈的反彈，導致更糟的局面。如果西方對於Yanukovych積極的施壓，那麼烏克蘭的東半部－鄰俄的那一半－將會把這種介入看成外國干涉內政，跟俄羅斯的介入沒兩樣。

基本上，烏克蘭最終的問題在於慘澹的經濟狀況和懸而未決的國家認同問題。其他的國家（包括俄羅斯）當然可以幫助前者，但是後者只有烏克蘭人自己才能解決。

9. 我前面都跳過了，可以給我懶人包嗎？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截至1/30/2014以前）

(I skipped to the bottom. What's going to happen next?)

議會目前已經將惹惱人民的反示威遊行法撤回（repeals anti-protest laws），還通過了一個特赦法 (blanket amnesty)，讓抗議者可以安全離開他們先前佔領的政府建築物。

普丁擱置了一百五十億經援的計畫，讓Yanukovych比較容易離開普丁走回歐盟的談判桌。

但是抗議者還是迅速且大量的集結起來，包括在俄語區的東半部也一樣。現在，最緊急的問題不是與歐盟締約的問題、不是國內的文化分歧、甚至不是集遊法，雖然這些加總起來導致了現在烏克蘭的危機。Yanukovych兩個月以來不熟練的危機處理，把自己逼近一個很難轉身的小角落裡。

1/19/2014於基輔，抗議群眾與鎮壓警察的衝突 (photo by Sergei Supinsky, AFP, Getty Images)

不管是在莫斯科或華盛頓，都有分析家們的傳言指出，如果Yanukovych被逼急了，然後動用軍隊驅散抗議群眾，很有可能造成烏克蘭內戰。雖然內戰就現在（1/30/2014）看來還是一個有點遙遠的狀況，比較有可能是政府和反對陣營領袖達成協議，然後政府糊里糊塗的撐一段時間，接著，Yanukovych在2015年2月的總統選舉時被民眾以壓倒式的選票趕出總統府。不過既然出現關於內戰的討論，就表示國際關注的程度相當高以及烏克蘭未來依然不可預期。

電影心得速記--2014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提名片單 "Make Peace"

上週去看了2014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入圍的電影，一次看了五個故事，雖然很耗精神體力，但是流眼淚流得很爽快，走出電影院的時候，鼻子通紅，袖口濕透（因為忘記帶衛生紙了）。在台灣的時候完全沒有關注過這個獎項"Short Documentary"，這次有機會走入電影院一次看五部故事，中間還穿插了過去得獎導演的訪問，相當值得。

這個獎項比較冷門一點沒錯，但五個故事都很好看，而且這個片單有著很雷同的主線，如果要替這五部短片訂一個共同題目的話，我會說是"Make Peace"－－每個故事的主角都有著某種堅持、在現實社會下掙扎著追求心中的和平。

評論和心得包括劇情，如果介意請自行跳過！最後有我個人的得獎預測:p


The Lady in Number 6: Music Saved My Life (Canada, 38min)
（第六號女士：音樂救了我一命）

Alice Herz-Sommer (The Lady in Number 6)

影片由黑膠唱片的播放開始、也由黑膠唱片結束，中間以一首又一首美好的古典樂做襯托，展開Alice Herz-Sommer跨越一個世紀的音樂人生。年過百歲的老太太，每天早上十點快樂的演奏巴哈，像是報時一樣的準時、讓鄰居們享受。1903年，Alice在布拉格這個充滿音樂的城市出生，卡夫卡（Franz Kafka）是他的family friend，身為音樂家他年輕便受到注目、然後和同樣喜愛音樂的商人Leopold Sommer結婚生了一個可愛的兒子，一切是如此的快樂和完美，Alice說「音樂是夢想、音樂是夢想」，而德國納粹的到來粉碎一切美夢。

Alice連同一些音樂家和名人是那些比較「幸運」的猶太人，他的家人都進入Auschwitz，而她則進入了Theresienstadt 集中營，在那裡為納粹演奏、娛樂，甚至還留下了錄影帶和照片，好做為納粹向外宣傳「集中營生活」的工具。他在集中營裡演奏超過一百場鋼琴演奏

什麼是生還？「提到大屠殺（holocaust）、大家通常只想到兩件事，『毒氣室』還有『六百萬人』，再沒別的了。但是，事實上，大屠殺正是這兩者之外的其他所有事物，」事實上，「生還是非常複雜的一件事，非常複雜。」同樣和Alice一起生還的音樂家老友如此說。

然而整個影片帶著愉悅的色彩，Alice 對生命的雀躍讓他說出：「即使戰爭和死亡讓我失去了所有－－我的母親、我的丈夫、我的兒子，生命還是如此美麗。」他坦然的歌頌擁有生命與擁有音樂的美好，「我沒有時間悲觀與仇恨，仇恨只會生出更多仇恨」。我覺得，身為世界上最長壽的二戰生還者，Alice具體的活出那些我們早就都聽膩了的老生常談，讓歷史包袱變得輕如鴻毛，而且毫無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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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Alice Herz-Sommer已於02/23/2014過世，年110歲。



Prison Terminal: The Last Days of Private Jack Hall (US, 40 min)
（監獄裡的終點站）

Jack Hall (Prison Terminal)

同樣在是二戰的生還者Jack Hall, 他墮入酗酒和暴力的問題，在監獄裡度過大半輩子。82歲的Jack因謀殺被判無期徒刑，十幾年來深受慢性疾病的困擾，這部記錄短片描繪了他在美國愛荷華州監獄裡，死亡來臨前的最後一段日子。他不是一個多高尚的老者，講話用語蠻粗俗的，影片並沒有要替他反駁犯罪服刑的事實，只是很真實的反映出一個年紀老邁的刑犯和其他老囚犯的互動、他和自願當安寧病房義工的囚犯的感情、還有Jack和他兒子相處的最後時刻等。

電影以他進入安寧病房後的日子作為刻度，每一日捕捉某一個瀕死老人的生活畫面，例如，醫生看診完畢他說「我們地獄裡再見吧」然後醫生回嗆他「我可沒有要去地獄」然後他調皮的問「你覺得我會在那裡對嗎？」又例如，在看護替他擦拭清洗的時候，我們看見他滿是老人斑和皺紋的手臂上刺青刺了一把刀，還有他下垂柔軟的肚皮上有一個裸體少女的性感刺青。又例如他反覆提起作為榮退軍人的人生驕傲。又例如其他的重刑犯握著手替他禱告、溫柔的抱著他上廁所...。

這是一個試圖以小喻大的影片，美國監獄裡有20%的囚犯是55歲以上的老年人，而在不久的將來，將會有十萬多名老年的囚犯會在監獄裡孤老死亡。統計數字只是紙上的幾行字，在數字背後代表的這些所謂「罪有應得」的殺人之人，在死亡面前自然流露出軟弱、互助、人性與渴求尊嚴的一面，這是沒有人能夠奪走的。




Facing Fear (USA, 23min)
（面對恐懼）

Facing Fear

北加州一個夜晚改變了年少的Matthew和Tim的命運，一個是因為出櫃而被趕出家門、流落街頭的瘦小受害者，一個是暴力成癮、白人至上主義的種族歧視者。暴力的高峰就在Tim以為自己殺了Matthew這個素昧平生的人之後，兩個人的生命交錯而過。

二十多年後，他們意外相遇，一度無家可歸的Matthew已經成了倡導多元平等的Museum of Tolerance（寬容博物館）的解說員，而Tim苦於暴力帶來的後果，終於揚棄了白人至上的信念，追求默想與寧靜。在這個戲劇性的重逢之後，加害者與受害者怎麼互相面對？兩個人如何面對彼此陳年的傷口、如何尋求和解與原諒？

影片裡，兩個人都自問了好幾個深刻的好問題，例如Matthew說「當我在思索原諒Tim的時候，我發現，我最後要面對的，是怎麼原諒拋棄我的母親。」Tim說「暴力就像酗酒與嗑藥，會上癮，但是到一個地步，你知道這些都沒辦法解決你的問題，這個時候你怎麼辦？」還有他說「身為一個加害人，你知道要悔過，但是要懺悔到什麼地步你才能原諒自己？」

＊Disclaimer:這部影片是五部當中我最沒有愛的，不是因為故事不好，事實上這個故事非常特別，只是總覺得很像在看躲懶的社工系老師找兩個同學來上一整節課:p




Karama Has No Walls (Yemen, U.K., and UAE, 26 min)
（尊嚴裡沒有圍牆）

Karama Has No Walls

Karama Has No Walls 則是講一場國家行使的暴力。受到阿拉伯之春的影響，2011年三月在葉門首都沙那的Change Square（改變廣場）聚集了上千名群眾示威抗議，人們要求在位長達32年的總統阿里（Ali Abdullah Saleh）下台。一場和平靜坐的抗議活動像是夜市一樣的聚集了各種小吃攤、孩子們玩耍、踢足球、穆斯林按時祈禱...，沒想到，政府在廣場上蓋起一做高牆、把抗議群眾圍住、全副武裝的士兵慢慢逼近，然後放火攻擊、狙擊手開槍。葉門政府把街頭變成血淋淋的戰場，而敵人正是自己手無寸鐵的人民。

導演Sara Ishaq把身在現場的年青人所拍攝的第一手影像和兩個蒙難者的父親對於攻擊事件的自述剪輯在一起，成為很珍貴的歷史畫面。在戰火中死亡的Anwar離家之前對他的父親說：「你叫我不要去、如果所有的父親也都叫他們的兒子不要去，那還會有誰來參與這場革命呢？」（if you tell me I can't go and all the other fathers tell their sons the same, who will fight the revolution? ）父親的重述、告白、犧牲與驕傲讓人心為之振動。

而更令人揪心與痛苦的是近距離看見街頭戰場上的憤怒，真實的影像展現瘋狂、恐懼以及人民力量的團聚。Karama 是阿拉伯語的「尊嚴」的意思，尊嚴裡沒有圍牆，圍牆拆掉後的改變會帶來犧牲、有恐懼、有堅持到底，而唯有如此才能恢復尊嚴本來的樣子。
*Disclaimer: 這部影片很好流淚，即使你自以為已經看過戰爭與死亡的各種慘忍。一半以上的時間我的眼淚都是不自主的冒出來的。



Cavedigger (USA, 39min)
（鑿洞者）

Cavedigger影片記錄的主角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物，整個影片聚焦在他的身上，相較於其他影片有點抽離時代脈絡，聚焦於Ra Paulette 以手工挖鑿岩洞的人生理想，實踐身體與心靈的挖掘。 Ra到了快四十歲才開始群心投入這個工作，至今將近三十年。在美國新墨西哥州某種硬度比較低的岩石區，沒有草稿、不用電力、沒有炸藥，只兩個手工挖鑿的器具、一台運土的手推車，還有他自己。

Ra刻出像是教堂一般的美麗空間，光線透天窗穿過穹頂狀的頂端，照射在各種紋路的岩柱上，景象自然、和諧非常美麗。他的每一個作品都耗時數年、但是都獨特、沈靜，有靈性。
有趣的是，Ra和他的幾位投資人相處並不是非常順暢，因為「我不是一支畫筆、投資人也不是畫家」只有他自己知道成品何時完工、會是什麼樣子。有些投資者因資金有限不得不喊卡、有些則是有創作想法的不合，「很可惜，我的其中一個洞穴只有做到80%而已」，Ra說，「這個洞穴在有限的情況下我覺得已經非常完美了」投資人說。

看到一半的時候會懷疑畫面太美、美得像是在替這個藝術家打廣告，然而很快的你就會發現，導演很真實的拍出他的偏執 －－不顧人情、感情、金錢、體力、和時間的消磨，透過身體力行的「減法藝術」與自己對話。

年近70的Ra經歷一次洞穴倒塌的失敗之後，他說「大家都以為我要崩潰了，兩年的心血化為烏有，但那只是結果，整個過程中我獲得良多。人生很多事情都是如此，最後的失敗不代表你一無所獲。」然後，他找到新的一座山丘，重新開始這個預計耗費10年的時間才能完工的巨型作品，也是他人生的最後一項計畫。影片雖結束於此（最後一個鏡頭我非常喜歡！）卻是Ra為了完成作品日復一日挖掘的開始，相當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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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當然要來預測一下2014奧斯卡囉～要是我是評審，我會投票給最為耳目一新的Cavedigger，因為Ra這個紀錄片subject實在太特別了，虜獲了我的心。 至於奧斯卡獲獎的話，我倒是預測The Lady in Number 6會得獎！

[翻譯]曼德拉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說--part2: 武裝份子

對，一開始看到這種說法的時候，我也覺得太唬爛了吧，誰憑什麼決定曼德拉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說是哪一場呢？他本人也沒有這樣表示過啊～

了解當時曼德拉所面對的人生處境之後才比較理解這種說法的原委。這篇演說內容本身囊括了過去的運動工作還有對未來處境的不變承諾，使之具有承先啟後的重要性。而他慷慨赴死的滿腔熱血使得這篇演說代表性十足。就像文天祥最引人激動的正氣歌吧，試想，一個赴死之人的告別之作會是如何的勇敢、激情、誠實？我的意思是，長久以來最危險的都不是已死的鬼魂，而是那些自知將死之人，對吧。

Nelson Mandela Monument by Marco Cianfanelli 

南非藝術家Marco Cianfanelli在2012年為紀念曼德拉製作了一個大型公共藝術Nelson Mandela Monument，要紀念他走向自由的漫漫長路。

Nelson Mandela Monument by Marco Cianfanelli

五十根鐵柱（bar，字面上是鐵柱，也有監獄之意），六到十公尺不等，象徵曼德拉自1962年入獄以來的五十週年， 每一根鐵桿各自凹凸的伸向天空，雖然是孤獨的矗立著，總結起來卻成了曼德拉的圖像，似乎象徵著團結的力量（"allude to the idea of many making the whole, of solidarity."~Marco Cianfanelli, 2012）

Nelson Mandela Monument by Marco Cianfanelli

我同意這是一個非常「大器」的紀念碑，生硬的黑鐵和崎嶇的樣子讓人感受到掙扎和痛苦，然後拼合成一個絕不放棄的代表人物，團聚之後為南非帶來歷史的新地貌。

Nelson Mandela Monument by Marco Cianfanel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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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請見：[翻譯]曼德拉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說--part 1：南非也有梁山
part 2正文開始：

（民族之矛如何決定進行暴力行動：破壞行動（Sabotage））

我們這些作了這個決定的人開始徵詢各種意見，包括ANC的幾個組織領導人。我不會在此說明我們跟誰討論以及討論的內容，但我希望能解釋有關ANC在這個抗爭階段扮演的角色，以及民族之毛的政策與目的。從ANC觀點來說，其意見很清楚，可以簡述如下：

一、 其組織欲實踐的政治目標很明確，並且透過群眾政治組織。其成員都認同非暴力的政策。

二、 因此，ANC不能也不會使用暴力。這點必須強調。沒有人能夠把這個群體轉變成（專門為了）執行破壞行動（Sabotage）的小規模、緊密相連的組織狀態。而且，若真是如此也是政治上不正確的，因為這樣會導致其成員停止進行原本組織的核心行動，也就是政治宣傳與組織。(ANC)組織的性質也不允許被改變。

三、另一方面，我前面陳述過，ANC預備要轉離過去五十年來的非暴力政策，意義在於他不再反對經適度控制的暴力行動（properly controlled violence）。因此，參與此類行動的成員不會受到ANC的懲處。

我所謂「經適度控制的暴力行動」是因為我清楚的表明，若我成立此組織，必定遵守ANC的政治指令，並且不會從事任何未經ANC許可的行動。現在，我要對法庭說明暴力的形式是如何決定的。

因為這個決定，民族之矛在1961年11月成立，在這個決定之後，我們接著擬定計畫，而ANC的非暴力與族群和諧的傳統一直陪伴著我們。我們覺得我們的國家逐漸趨向一場黑人與白人之間的內戰，對於這樣的形勢我們相當警覺。因為內戰意味著ANC所努力的一切將被毀滅，內戰若發生，種族間的和平將會比以往更難達成。南非歷史上已經有過許多戰爭造成的例子，南非戰爭（South African War）造成的傷痕花了五十年以上的時間才得以弭平，那麼種族內戰--這場雙方必定死傷慘重的戰爭--所造成的傷疤又該花多久才能消除呢？

避免內戰是我們多年來最重要的想法，但是當我們決定將暴力行動納入政策中的時候，我們明白有一天會面對這可能發生的戰爭。這種可能性在擬定計畫時已經列入考慮，我們需要一個有彈性的計畫，而且是一個能讓我們依據時間的需要行動的計畫，最重要的是，這個計畫必須了解內戰是最後一個選項，應該將這個問題留到未來在決定。我們不想要內戰，但若不得已的時候，我們希望能夠準備好。

有四種可能的暴力形式，包括破壞行動（Sabotage）、游擊戰（Guerrilla Warfare）、恐怖主義ㄉ（Terrorism）、以及公開革命（Open Revolution）。我們選擇採用第一種，而且在做出其他決定之前，會竭盡所能的堅守此法。

從我們的政治背景來看，採取此種形式是符合邏輯的。破壞行動不會有人喪生，也為未來的種族關係提供了最好的希望。傷痛會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內，若是這個策略能開花結果，或許能實現一個民主的政府。我們當時的感覺是這樣的，這也寫在我們的宣言（Manifesto）裡（證物AD）。

「我們，民族之矛，一直以來尋求透過沒有血腥及國民暴力的方式達成解放目標，我們希望，在這最後時刻，我們的第一個行動能使每一個人覺醒過來，了解Nationalist政策造成現在的苦難處境。我們希望我們能在一切都太遲之前，讓政府及其支持者能覺察這個現實，以致於政府能在導致內戰觸發的臨界點之前改變政策。」

最初的計畫是根據我國政治經濟狀況仔細的分析後訂定，我們認為南非相當程度的依賴外國資本與對外貿易，我們覺得有計劃的破壞電廠、干擾鐵路運輸、和電話通訊等，會嚇跑國外資本，讓貨物很難按時從工業區運送到港口，長期來看會拖垮國家的經濟命脈，而迫使我國選民重新考慮他們的立場。

對國家經濟命脈的攻擊，將連結到對政府建築和其他種族隔離政策象徵的破壞行動。這些攻擊行動會鼓舞我國人民，同時也是為那些一直要求我們採取暴力手段的人民提供一個情緒抒發的出口，並且向追隨我們的支持者證明我們的確採取了更強硬的手段來反擊政府的暴力。
除此之外，若是成功的組織大規模的行動，又引發大規模的報復，我們認為將會喚來其他國家的同情，南非政府勢必得面對更大的壓力。

這就是我們當時的計畫，民族之矛將會執行破壞行動，每個成員從一開始都收到嚴格指示，無論如何，在計畫或執行行動時他們都不得傷害人或殺人。這些指示可以參考X先生和Y先生的證詞。

民族之矛由一個全國最高指揮組織（National High Command）掌握與指導，它有吸收組織成員的權力也可以指派--也的確指派了--地區指揮組織（Reginoal Commands）。最高指揮組織決定戰略與目標、負責訓練和財務。在最高指揮組織之下，地區指揮組織負責指揮地方性的破壞行動團體。透過最高指揮組織所制定的政策架構，區域指揮組織有權選擇攻擊的目標。他們沒有權力超越此政策架構，因此他們沒有權力進行會威脅到生命安全的行動等不符合破壞行動原則的行為。舉例來說，民族之矛成員不允許在執行任務時攜帶武器。附帶一提，「最高指揮組織」和「地區指揮組織」一詞是源自活躍於1944年到1948年之間的猶太民族第軋運動組織Irgun Zvai Leumi.

民族之矛在1961年12月16日發動第一次任務，我們攻擊了位在約翰尼斯堡、依利莎白港和德本（Durban）的政府建築。這些選定的目標可以證明我剛剛所說的政策。如果我們要攻擊人的話，大可選擇攻擊人們聚集的地點而非空蕩的建築物與電廠。在1961年12月16日以前的發生的破壞事件，是別的獨立團體所為，與民族之矛無關。事實上，還有別的組織宣稱他們發動了這次和之後的某些攻擊事件。

民族之矛的宣言是在這次行動執行當天宣佈。白人對於我們行動和宣言的回應相當暴力。政府揚言採取更強硬的行動，並且要求其支持者站穩立場，忽略非洲人的要求。白人不願以改變來回應，而是以裝甲車等（武力裝備）答覆我們的呼求。

相對於此，非洲人則是鼓舞的回應此事件。突然又有了一線希望，事情正在發生，在城鎮裡的人想得知政治新聞，一開始的成功產生了許多熱情，人們開始猜測要過多久可以獲得自由。但是我們民族之矛的成員對於白人的回應感到焦慮。許多界線正在畫清。白人和黑人各自投向不同的陣營，避免內戰的狀況沒有獲得多少改善。白人報紙報導說進行破壞行動的人會被處以死刑。若真是如此，我們該怎麼讓非洲人遠離恐怖主義行動呢？

已經有許多非洲人死於種族衝突。1920年著名的領袖Masabala被關在依利莎白港的監獄時，有24個非洲人因為聚集起來、要求釋放Masabala，而被警察和白人平民殺害。1921年，超過百名非洲人死於Bulhoek事件。1924年，超過兩百餘民非洲人遭到西南非政府殺害，因為政府以武力鎮壓反對實施狗稅（dog tax）的抗議。1950年五月一日，18民非洲人在罷工期間遭警察射殺。1960年三月21日，69名沒有武裝的非洲人死於Sharpeville。

到底我們國家歷史上還要發生多少次像Sharpeville的事件？而我們國家又能夠承受多少次Sharpeville事件，而不讓暴力和恐慌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一旦到達那個階段，我國人民又會變成什麼樣子？長久來看，我們覺得我們絕對必須成功，但是我們和整個國家又該付上多少代價？假若真的成功，黑人和白人又該如何再次和平且和諧的並存呢？這是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接下來是我們的決定。

經驗告入我們反叛將會讓政府有無數的機會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我們的人民。但是，正因為南非的土地早已浸泡在無辜非洲人的鮮血之中，我們認為，為了抵抗武力攻擊，我們的責任是替長期的武力抗爭做好準備。如果戰爭是無可避免的，我們希望此戰能夠有利於我們人民。對我們來說最好的（戰鬥方式）、同時又最能降低雙方死傷的戰鬥方式是游擊戰。因此我們決定，未來的籌備（方向），將會為可能發生的游擊戰提供準備。

（為武裝行動所做的準備）
所有白人都接受義務役的軍事訓練，但非洲人沒有這樣的訓練。我們認為建立一支經訓練的核心隊伍，在游擊戰開始的時候，他們會提供必要的領導。我們需要提前為此做適當的預備，以防為時已晚。同時，建造一群具行政管理與其他專業訓練的核心幹部也是必要的。一旦被允許參政，非洲人能夠很快地具備參與我國政府運作的能力。

在此階段，我決定我應該參與1962年初於Addis Ababa舉行的會議：「中非、西非與南非泛非洲自由運動」（Pan-African Freedom Movement for Central, East, and Southern Africa）。由於我們有準備上的需要，我決定在這次會議之後，到非洲各國旅行，以取得訓練士兵的設備，同時我也會徵求一些給非洲人讀大學的高等教育獎學金。即使改變是透過和平的手段達成的，此二領域的訓練還是必要的。行政管理者是必要的，即使是管理沒有種族問題的國家，同樣的，有能力的管理者來掌管軍事與警備力量，也是必須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離開南非，以ANC代表的身分來到Addis Ababa。我的旅行很成功，無論我去到哪裡，我都遇到對我們的遭遇報以同情的人，並承諾提供幫助。整個非洲都團結起來反對「白人南非」（White South Africa），甚至在倫敦，我也收到政治領袖的同情，例如Gaitskell先生和Grimond先生等。在非洲，我得到以下這些人承諾幫助我們：Julius Nyerere、Tanganyika現任的總統、Tanganyika當時的總理Kawawa、衣索比亞的皇室Haile Selassie、蘇丹總統Abboud將軍、突尼西亞總統Habib Bourguiba、阿爾及利亞總統Ben Bella、馬利總統Modibo Keita、塞內加爾總統Leopold Senghor、幾內亞總統Sekou Toure、利比亞總統Tubman和烏干達總理Milton Obote。Ben Bella(阿爾及利亞總統)邀請我拜訪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軍（Algrei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的總部Oujda。有關這次的訪問記載在我的日記裡，也是證物之一。

我開始研究關於戰爭和革命的藝術，在國外的時候我也接受軍事的訓練。若是游擊戰開打，我希望能夠和我人民站在一起、一起戰鬥、一起分擔戰爭的危險。在阿爾及利亞上課的筆記在證物16可以看到。關於游擊戰書籍和軍事策略的摘要也被記錄下來，我已經承認這些文件是我書寫的、我也說明了這些研究是為了自我裝備、以便未來游擊戰發生的時候，我能夠擔任好我的角色。我對此問題的研究，就如同每個非洲民族運動者所該做的一樣。我是很客觀的（進行研究）。法庭可以看見我鑽研各種政權、從東方到西方、追溯到Clausewitz的經典作品也包括研究毛澤東、切格瓦拉、同時也研究Anglo-Boer的戰爭書寫。當然這些筆記只是這些書籍摘要，不包括我個人的觀點。

我也為招募來的新兵安排軍事訓練。但如果沒有ANC辦公室的合作、也不可能進行任何計畫。因此我獲得南非ANC的許可進行此事。事情至此已經離開ANC原本的決定、但此僅適用於南非境外。第一批新兵抵達Tanganyika時值我離開（Tanganyika）返回南非之際。

我回到南非像我的同事報告此行的結果，我回來的時候發現政治情勢並沒有什麼變化、然而對破壞行動者處以死刑卻以成真。我民族之矛的同事的態度和我離開時一樣。他們謹慎地可慮他們的方向、並且認為現在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才會用罄破壞行動帶來的影響。事實上，有些人表示訓練新兵的準備為時過早。我在文件中記錄下來，可以看證物R14。不過，在完整的討論後，我們決定繼續軍事訓練的計畫，因為要建立一批有用的、可以開始游擊戰的核心軍事士兵需要許多年的時間，不管如何，這些訓練都是有價值的。

現在，我希望轉到一些控方提出關於本案的一般性指控。但在此之前，我希望能還原證人所陳述的在依利莎白港和東倫敦的事件。我是指1962年九月、十月、十一月份幾起政府支持者私人住宅的爆炸案。我不知道這些行動的理由為何，也不曉得是被什麼激怒，但若我先前所言能被接受，那麼這些行動明顯與實現民族之矛的政策無關。

（反駁控方的指控之一：ANC是執行破壞行動的共謀。）

起訴書中的一項主要指控是，ANC是破壞行動的共謀，我已經解釋過為什麼這個指控是錯誤的，而且也解釋了外在環境是怎麼樣使ANC改變了本來制定的原則。當然，有其內部功能上的重複性，因為在會議室的氣氛中做出的決議和實際行動中遇到的具體困難是有落差的。在後來的階段中，因為禁令、在家監禁和有些人出國繼續政治工作，更加影響了這樣的差異。這使得個人必須在不同的處境中繼續他的工作，也許這會模糊ANC和民族之矛之間的分界，但不代表這兩者不存在區別。在南非內一直很重視分辨這兩個組織活動的不不同之處，ANC保持是非洲人的群眾政治組織，只有從事那些在1961年以前就已經進行的政治工作。民族之矛，則是維持一個小的組織，召募各種總族和組織的人加入、以達成他的特定目標。民族之矛向ANC招募成員的事實，以及有些人，像是Solomon Mbaniwa，同時參與兩個組織的事實，在我們看來，並沒有改變ANC的性質、也沒有讓他開始使用暴力的政策。幹部之間的重疊乃是例外、而非原則，這也是為什麼X先生和Y先生，在其個別區域擔任區域指揮官的人，並沒有參與任何ANC的會議或活動，這也是為什麼Bennett Mashiyana先生和Reginald Ndubi先生在ANC的會議中從未聽過破壞行動。

（反駁控方的指控之二：Rivonia是民族之矛的總部所在。）

起訴書中的另一向主要指控是Rivonia為民族之矛的總部。我在Rivonia的時候事實不是這樣的。我被告知也曉得共產黨的某些活動是在那裡舉辦，但這不是我不使用該地的理由，我接下來會說明這點。我到那裡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如我先前所陳，在1961年四月初，我進入地下、組織五月的罷工。我的工作需要在國內四處奔走、或是在非洲鄉鎮、或是在村落裡、或者回到都市裡。後半年我開始拜訪Parktown，Arthur Goldreich的家，我在那裡和家人會面。雖然我和他沒有直接的政治關係、我和Arthur Goldreich從1958年就在公開場合認識了。

二、當年十月， Arthur Goldreich告訴我他要搬離這個鎮、然後提供我躲藏的地點。幾天之後，他安排了Michael Harmel帶我到Rivonia，我很自然的發現Rivonia是一個很適合亡命之徒生活的理想地點。在那之前，我一直被迫白天躲在室內、只有在黑夜的遮蔽下才能冒險外出。但是在Rivonia的Lillesleaf農場，我能夠有不同的生活，而且可以更有效率的工作。

三、很明顯的，我需要喬裝身分，並且用David這個假名。十二月的時候，Arthur Goldreich和他的家人搬進來，我一直到1962年一月11日出國之前都留在那裏。如前面陳述的，我在1962年七月返國，並且八月五日於Natal被捕。

四、在我被捕之前，Lilliesleaf農場既不是ANC也非民族之矛的總部，除了我之外，沒有任何這些組織的幹部住在那裏。沒有舉行過策劃組織的會議、也沒有任何相關的行動在那裡組織或指揮。我待在Liliesleaf農場期間，我曾經和Anc的執行委員會見過面，也有和NHC的執行委員會面，但是這些會議都在別處進行，不是在農場裡。

五、我在Liliesleaf農場期間，我經常到主屋去拜訪Arthur Goldreich，他也會到我的房裡找我。我們有過幾次囊括各種主題的政治討論。我們討論意識型態和實踐的議題、國會聯盟（Congress Alliance）、民族之矛和其活動等一般性的話題，也討論他在Hagana的軍事組織Palmach當兵的經驗。Haganah是之前巴勒斯坦猶太民族運動（Jewish National Movement）的政治機構。

六、因為我對Goldreich有所認識，我在返回南非時建議他應該加入民族之矛，但是我並不知道這件事後來有沒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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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回，曼德拉將反駁控方的第三項指控：「ANC和共產黨目標一致」、以及曼德拉最後說明南非種族分裂的現況及其造成的影響。

我個人認為最後一部分最為感人肺腑（雖然引用了很多數字，但數字更顯出這感人肺腑其來有自啊不是嗎），敬請期待最終回。

[翻譯]曼德拉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說--part 1：南非也有梁山

小的時候去過南非，吃過路邊小女孩頭上籃子裡的香蕉，也說過「黑人區真的特別危險」這樣的話，還記得剛回台灣的時候，把家裡的那本「勇者曼德拉」拿來讀，卻也是有一搭沒一搭的看不懂，只知道這個老先生的監獄事蹟應該很偉大、以及他把花襯衫穿得很好看。

曼德拉與花襯衫（Getty Images）

最近許多人發表了各種對曼德拉的評論，我並不是要加入這個行列，只是把這篇被許多人－－不管是學者、歷史研究者、新聞人士、或是受他感召的眾多聽眾－－視為「曼德拉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說」的演說稿拿出來讀一讀，順道做個翻譯練習。

1964年4月20日，曼德拉時值 45歲，這是他在Pretoria的法庭上說出的一篇辯護演說，自此定下了南非反種族隔離政策運動的基調。

這個時候曼德拉已經在監獄待了兩年、他因搧動工人罷工而被捕，當時南非警察在約翰尼斯堡一口氣逮捕了19名ANC（非洲議會）的領袖。這個審判，預計是對此組織的重要打擊，曼德拉後來也說，當時他覺得自己一定會被判死刑了，曼德拉抓緊機會和南非以及全世界的人發出呼籲。

這篇演說長達四小時不間斷，如果你稍為知道曼德拉的話，很可能已經在很多篇文章中讀過這一篇演講的最末幾句話，他說：

我一生都奉獻給非洲人的鬥爭。我曾經為了反抗白人的宰制而戰鬥，我也曾經為反抗黑人的宰制而戰鬥。我懷抱的理想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其中所有的人和諧地相處，所有人都有相等的機會。我希望為這個理想而活，也希望能成就這個理想。可是，如果有需要，我也準備為這個理想而死 

During my lifetime I have dedicated myself to this struggle of the African people. I have fought against white domination, and I have fought against black domination.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l of a democratic and free society in which all persons live together in harmony and with equal opportunities. It is an ideal which I hope to live for and to achieve. But if needs be, it is an ideal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完畢之後，隔天新聞都刊出他演講的內容，有人說，在他演講結束之後，全場鴉雀無聲十分鐘，有人說，大概五分鐘，曼德拉自己後來回憶道，沒有這麼久啦，大概也就半分鐘吧。

這篇演講真的蠻值得全文一讀的。
這裡可以聽一聽後半部份長達28分鐘的現場錄音，也有原文。


因為字數頗多，我預計分成4、5篇翻譯。第一部分包括：說明自己深受非洲影響的背景與演說大綱、以及他們如何從和平抗爭到被迫以暴力回應暴力的戰鬥。

條條有理，簡直是南非版「逼上梁山」的故事。

年輕時的曼德拉，南非約翰尼斯堡的一幅壁畫（EPA/Ludbr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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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背景與大綱摘要）

我是第一被告。我拿了學士學位之後就和Oliver Tambo在約翰尼斯堡一起當律師當了幾年。我因非法離境與搧動罷工而於1961年五月被判刑五年。首先，我認為檢方在開場的陳述中說南非的抗爭受到外國或共產黨的影響，是完全錯誤的。

無論是基於我個人或作為民眾的領袖，我的所作所為都是因為我的南非經驗以及值得我驕傲的非洲背景的緣故，並非受到任何外來言論影響。 我年輕的時候在Transkei度過，我們部落的長老對我說過許多從前的故事，在這些傳說故事中和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祖先為了保衛家園而打仗的故事。Dingane和Bambata, Hintsa和Makana, Squngthi和Dalasile, Moshoeshoe和Sekhukhuni，他們都受到高度的尊崇，他們的名字是非洲民族的光榮。當時我就希冀生命中能有機會，讓我能服務我的人民、能夠盡微薄之力爭取自由。這些才是我做出涉及本案指控的行為的動機。

說到這裡，我必須即刻花些時間說明有關暴力(violence)的問題。目前，法院所知的訊息裡有些是正確的、有些則不是。然而，我並不否認我計畫了破壞的行動（Sabotage），此舉並非出於魯莽或對暴力行為有任何偏好，而是我對過去好幾年以來受到白人暴政、剝削和壓迫我民的政治局勢，經過冷靜和清醒的評估之後所做的決定。

在此，我要立刻承認我是協助成立「民族之矛」( Umkhonto we Sizwe)的人之一，一直到1962年八月被捕之前，我在其行動中擔任重要的角色。接下來的聲明，我會更正一些控方證人所創造出來的錯誤印象，另外，我會證明許多被指稱是民族之矛犯下的行為，事實上不會、也不可能是民族之矛的所為。我也會說明非洲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和民族之矛之間的關係，特別是我個人參與兩個組織的部份。

我也會說明和共產黨有關的部份。為了要適當的解釋這些，我必須先解釋民族之矛創立的宗旨、打算採取的策略方法、這些目標的成果、以及為何選擇這些方法。我也會說明我如何參與這些組織的各項活動。

（無效的和平抗爭與被迫以暴力回應暴力的戰鬥 ）

針對那些指控我們所為，但都明顯不遵守民族之矛的規章，我拒絕接受民族之矛必須為為此負責。我不知道這些行為的原因為何，但為了證明他們不可能是民族之矛授權的行為，我想要簡單說明一下組織的起源和政策。我已經提及我是協助民族之矛成立的成員之一。我和其他成員成立此組織有兩個原因，第一，我們相信政府的政策將無可避免的導致非洲人的暴力，除非有負責任的領導者出來引導、控制人民的情緒，否則恐怖主義將會爆發，一旦如此，即使沒有戰爭，也會帶來國內不同種族之間極為嚴重的痛苦和敵對。第二，我們認為若不採取暴力行動，那麼非洲人絲毫不可能成功，沒有任何管道能打敗白人優越主義的凌駕。所有體制內合法表達反對的方式，都被立法終結了，我們的處境就是要不就接受永久次等的地位、要不就對抗政府。我們選擇對抗法律（defy the law）。

我們首先以避免任何暴力事件的方式來違反法律規則，但是當這種形式也被律所禁止，而政府又訴諸於展示武力壓迫任何反對勢力，我們也只能決定以暴力回應暴力。但是我們選擇的暴力行動不是恐怖主義，成立民族之矛的成員全都來自非洲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我們秉持ANC的傳統，透過非暴力與談判的方式解決政治衝突。我們相信南非屬於所有居住在其中的人，而不僅屬於一個群體，不管是黑人團體、或是白人團體。我們無欲挑起種族間的戰爭，也試著避免戰爭直到最後一刻。如果法院質疑這個說法，在我描述民族之矛決策該用哪種方式的時候，我們整個組織的歷史都能證實我已經說的、和接下來要說的內容。

 因此，接下來我想要說說有關非洲議會（ANC）。

為了捍衛非洲人的權益於1912年成立，當時非洲人的權益已因南非法（South Africa Act）而大幅縮減、又受到原住民土地法（Native Land Act）的威脅。在1949年以前的37年裡，ANC都嚴格鎖定在憲政抗爭之上。他提出需求與解決方案、他派出代表與政府協商，因為我們相信非洲的傷痛能夠在和平的討論中逐漸緩和。然而白人政府文風不動，非洲人的權利非但沒有越來越增進，反而卻發緊縮。我們的領袖Chief Lutuli在1952年開始擔任ANC的主席，後來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曾經說：

「我無法否認我三十年來耐心的、溫和的、謙恭的敲打一扇緊閉的門，也只不過是徒勞罷了。如此溫和的成果是什麼呢？過去三十年立下為數最多的律法、限制我們的權利和進展，到一個地步，如今我們什麼權利都沒有了。」

即使如此，1949年之後，ANC依然致力於避免暴力衝突。但是，當時一直堅持採用憲政手段來表達反對的意見，也已經有所改變。這個改變體現於我們決定以和平但違法的抗議行動，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立法。ANC在這個政策之下，緊接著發起了「不服從運動」（Defiance Campaign）我在這個運動中負責管理志工。這個運動根據消極抵抗（passive resistance）的原則，超過8,500人因違反種族隔離法而入獄，但是在此運動的過程中，不管是哪一個部分的抵抗，完全沒有暴力的案例。我和19位同事因為擔任運動中的組織要角而被判罪，但是我們的判決後來被暫緩，主要原因是法官認定組織從頭到尾都很守紀律和強調非暴力的原則。

自此，ANC建立了志工部門，志願者被要求要承諾嚴守特定原則，當時 “Amadelakufa”（從容就義）一詞第一次被拿出來使用。這些志願者的誓言和相關的內容被拿來此案作為證據，我認為完全是斷章取義。這些志願者過去不是、現在依然不是黑人軍隊的士兵，他們絕不是為了打一場對抗白人的內戰而發下誓言。他們以前是、現在依然是有奉獻精神的工作者，領導由ANC發起的運動、或發送傳單、或組織罷工，或是完成此運動所需的事情。他們被稱為志願者，因為他們自願面對牢獄之災，甚至是面對如今被立法用來對付相關行動的鞭刑。

在不服從運動中，政府通過了公共安全法（Public Safety Act）和刑法修正案(Criminal Law Amendment Act），這些法案替懲治抗議行動施以更嚴酷的罰責背書。儘管如此，抗議行動持續發生，而ANC依然堅持其非暴力行動的方針。1956年，包括我在內的156名議會聯盟（Congress Alliance）的重要成員被捕，在反共產主義法（Suppression of Communism Act）之下被指控叛國罪。ANC非暴力的方針仍被質疑，可是法院五年後判刑時，還是認定ANC沒有任何暴力行動的策略。我們都被無罪開釋，包括其中聲稱ANC意圖建立一個共產國家來代替現行政體。政府總是想把所有的反對份子貼上共產黨員的標籤，這樣的指控也同樣出現在此案當中，但我會指明ANC現在不是，也從來不是一個共產組織。

1960年在Sharpville城發生一起槍擊案，導致政府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宣告ANC是一非法組織。我和同事在仔細考量之後，決定不遵守此一命令。非洲人民不是此政府的一部分，他們統治的法律也不是非洲人制定的。我們相信世界人權宣言所說的，「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權力的基礎」，要我們接受禁令，就等於是要我們接受非洲人永遠噤聲。ANC拒絕消融而邁入地下化，我們相信我們有責任保護過去55年來，從建立之初就不斷付出辛勞的組織。我認為，如果一個有尊嚴的白人政黨被一個他沒有說話餘地的政府宣布為非法組織的話，他們也不會自己宣布解散。

1960年，政府舉辦一次公民投票，建立了共和政府。但是佔南非總人口70%的非洲人卻沒有投票權，甚至也沒有人徵詢他們修改憲政的想法。我們全都很憂慮這個白人共和國的提案，從而舉辦了全體非洲人民大會（All In African Conference），要求召集國事會議（National Convention），在這個沒人想要的共和政府建立的前夕，若是政府不召開此會（Convention）的話，就組織大規模的抗議。許多不同政治主張的非洲人民都來參加，我是會議的秘書長，隨著後來共和國的成立而負責組織「全國留守」（national stay-at-home）行動。因為所有非洲人的罷工都違法，所以組織罷工的人必須躲開逮捕，而我被選為那個組織者。也因此，我必須離開家、離開我的家人和辦公室，躲起來以免被逮捕。

根據ANC的方針，「留守」是一個和平抗議的行動。組織者和成員都收到詳細的指令，要他們避開任何可能的暴力行為。政府的回應則是提出更嚴厲的法律、動用軍事武力，他們派遣撒拉森人（Saracens）、武裝車輛和士兵、進入各個城鎮中展示他們的軍事武力以威嚇人民。這表明政府決定只靠武力來統治，而這樣的決定是我們成立「民族之矛」的里程碑。

以上所說，有些乍看之下似乎與此案無關，事實上，我認為全部都緊緊相關，因為我希望讓法院能理解，最終導致國家解放運動的各路人馬的想法究竟為何。我於1962年入獄時，最主要的想法就是如何避免傷亡，直至1963年的今日，這依然是我的主要考量。我必須重回1961年六月份，當時我們、身為我人民的領袖該如何是好？我們應該屈服於武力的展示、屈服於對未來行動充滿脅迫的暗示？還是要起身抵抗？若要抵抗，該怎麼做？

我們毫無異議的決定繼續抵抗，任何替代方案都會是可悲、可鄙的投降。因此，問題不是要不要反抗，而是該如何繼續反抗。我們ANC一直以來都為了非種族性的民主政體而努力，我們迴避任何會造成族群間更深的裂痕的行動。但事實就是，過去55年的非暴力抗議，完全沒有任何斬獲，只為非洲人民帶來的更有壓迫的法律以及越來越少的人權。或許法院很難裡檢，其實，人們長久以來一直在說暴力反抗，他們說有一天要打敗白人，贏回自己的國家等等。我們身為ANC的領袖，即使有這樣的聲音，並不是總能說服他們要避免暴力、要走和平的方式。 

我們在1961年五月和六月討論至此，沒有人能否認，我們以非暴力行動方針，目標為達成非種族性的國家（nonracial State，結果什麼成果都沒有，我們失去跟隨者對非暴力政策的信心，他們也開始發展各種令人不安的恐怖行動。 我們絕對不能忘記，此時，暴力行動已經成為南非政治場景的特色了。1957年，政府在捷勒斯特要求女性攜帶通行證出入時，有暴力; 1958年在Sekhukhuniland政府執法減少家畜時，有暴力;1959年當Cato Manor的人抗議通行證搜捕時，有暴力; 1960年當政府要在Pondoland建立班圖人管理機構（Bantu Authorities）時，有暴力，這些事件總共造成39名非洲人死亡。1961年在Warmbath區發生暴動，而Transkei區一直以來都不間斷有群眾騷動。

每齣動亂都清楚指出，相信暴力行動是唯一出路的非洲人無可避免的增加了，政府使用武力維持其統治權的方法，教導了受壓迫者以武力來回應和反抗。已經有小的團體在都市裡崛起，並自發性的計畫以暴力型態的政治抗爭。如果沒有適當的引導，這些群體將採取的恐怖主義，會對非洲人和白人造成危險。尤其是在Zeerust, Sekukhuniland和Pondoland等區域，非洲人發起的暴力形式特別令人憂心。

這種暴力會逐漸成為民眾內部的衝突，而非對政府的抗爭—儘管這是由政府所引起的，這樣的行動方式除了造成死傷與痛苦之外，並不會達成什麼。 1961年六月初，經過對南非情勢長時間和焦慮的評估之後，我和一些同事達成共識，認為暴力在國內是無可避免的了，既然政府以武力來回應我們以和平提出的要求，對非洲領袖來說，繼續採取和平和非暴力手段是不切實際的。

達成這個結論並不容易，當所有方法都失敗、當所有和平抗爭的管道都被禁止時，我們才決定採取暴力的形式達到政治上的抗爭，也成立了民族之矛。我們並不想要走這條路，完全是因為政府讓我們無從選擇。民族之矛的宣言於1961年12月16日日發佈，也就是證物AD，我們如此說：

「任何民族都會經歷只剩下這兩種選擇的時刻，屈從或是抵抗。南非面臨這個選擇的時刻已經來到。我們絕對不能屈從，只能用我們一切的力量反擊回去，捍衛我們的人民、我們的未來、和我們的自由。」 

 這是1961年六月我們決定改變民族解放運動（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的策略時的感受。我只能說，我覺得是道德上我有義務這麼做。

民族之矛的圖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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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請看part 2: 武裝份子

GlobalVoices--泰國網民吵架也很精采報導

泰國總理（盈拉 西那瓦）控告畫家於臉書誹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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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im Sinpeng 譯者：hsucc
泰國網民吵架也很精采報導

泰國總理Yingluck Shinawatra （盈拉西那瓦）決定控告一知名插畫家誹謗(defamation)，因為他在臉書上的評論將國家領導人比做妓女，諷刺她出賣國家。

這個官司在今年五月三日被提到法院，泰國總理控訴政治插畫家Chai Rachawat在網站上侮辱官員，公開中傷他人的行為違反了2007年頒佈的電腦犯罪法(2007 Computer Crime Law)，因其條文禁止泰國人民在網路上發佈誹謗的評論、攻擊他人。

Chai是泰國銷售量第一的報紙Thai Rath（網站連結、泰文）的專聘插畫家，他是在泰國總理Yingluck一次充滿爭議的公開演講之後表達意見、並且發表在Chai自己的臉書頁面上：

請你們了解…一個女性性工作者不是一個壞人，她只是販賣自己的身體罷了。但是那個壞女人販賣的是她的國家。

Yingluck是泰國第一位女性總理，這次的官司是她擔任泰國總理職位兩年來，首次因為社群網路的言論，控告一名泰國公民。

在蒙古舉辦的第七屆國際民主國家行政會議（Ministerial Confer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Democracies）的會議中，Yingluck的一場演講引發泰國國內的爭議。

Prime Minister Yingluck Shinawatra. Image from Wikipedia. 

泰國前總理塔克辛Thaksin Shinawatra在2006年的軍事政變中被驅逐，而Yingluck身為塔克辛的妹妹，在會議演講中提到泰國國家民主的瓦解以及她個人家庭所經歷的痛苦，以警示各國領導者。泰國前總理Thaksin在政變發生後逃離泰國，以躲避貪腐審判帶來的牢獄之災。

在2013年4月29日演講中，Yingluck說：

我們都以為民主的新時代終於抵達泰國了，事實並非如此。...一個民選的政府、在兩次選舉中都獲得大多數的選票，卻在2006年被推翻。泰國偏離過軌道而人民花了將近十年的時間要重新贏回民主自由…。我的哥哥Thaksin Shinawatra是合法選舉出的領導人。你們或許不了解我說的意思，還會反問我『為什麼要抱怨呢』，因為你們政府一個換過一個是正常的過程。如果我和我的家庭是唯一遭受痛苦的，那我便無所謂了，但並不是這樣。整個泰國都很痛苦，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遭受破壞，人民深感權利與自由被強奪…。

她也批評了部分泰國憲法：

反對民主政體的元素很明顯還存留著（在體制中）。由軍政領導人擬定的新憲法裡，有很多機制是妨礙民主的。舉例來說，憲法裡表示有一半的泰國議員是由人民選舉出的代表，但是另一半的議員卻是由一小群人任命的。除此之外，好幾個所謂的獨立機關都濫用理應屬於人民的權利，只是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非為全體泰國社會著想。

2013泰國總理Yingluck原演講影片：

 

她的一席話觸怒了反對黨，軍方、媒體和國會議員，同時也激發網路上的熱烈討論。
很多人在臉書上發表他們對此言論的失望與挫敗感。


將近60位國會議員譴責Yingluck的言行，並且要求她像泰國人民道歉。
議員Nareewan Jintakanon提醒Yingluck總理，前總理Thaksin被驅逐的原因正是他濫用權利。
議員說：

我們的總理表示他哥哥遭受不公平的對待。這並非事情的全貌，2006年軍方反對政府是因為Thaksin嚴重濫用權利，中飽私囊，他（塔克辛）領導國家完全沒有倫理道德可言。

一名退休的高階皇家法院安全警官（Royal Court Security）Vasit Dejkunjorn則是大罵泰國總理Yingluck的愚蠢行為，因為她本應吸引外國投資者，卻在國際會議中大肆強調泰國的不穩定。

插畫家Chai的貼文顯然點燃網路世界的討論，很多人反批Chia的言論。在一個知名的網路討論版Pantip上，一群網民開架了 一個“我們都痛恨Chai Ratchawat”的討論群組，反批Chai在臉書上的說法。ban_rach16網民表示，Chai的貼文不是只是反諷而已

一個政治評論插畫家不該水準如此低落，這不是政治，這只是引發爭論。

另一個網路討論版Ban Ratchdamneon聚集了許多反Chai Ratchawat的貼文。Ta Kob Dong網民表示：

他（Chai）將一個人毫無道德的表現，提升到超高境界。現在我們都看清他的真面目了。

獨裁民主聯合陣線（United Front of Democracy Against Dictatorship）的支持者紅衫軍，在2006年的時候反對軍方推翻Yingluck的哥哥，現在他們則是群起到Thai Rath報紙的新聞總部抗議，要求解雇插畫家Chai。抗議標語之一是這樣寫的：

當性工作者怎麼會很壞呢？很多性工作者都熱愛他們的國家。不像某些媒體出賣國家、忘記理想。

一個新網站Thai Spring則是在惹議的演講後，發佈了一個網路平台，讓Yingluck的反對者有地方可以發聲。這個網站是受阿拉伯之春民主運動的鼓舞而發佈，旨在發佈請願書對抗政府 “反對烏蘭巴托演講請願書”。截至5月21日之前已經有超過兩萬三千人署名。

這場政治角力要現在落幕尚嫌太早，因為Yingluck的哥哥Thaksin一席帶有威脅性的評論刺激出更多「反Yingluck」的網站如雨後春筍般在泰國網域中冒出來。2010年，塔克辛在一場紀念軍政府倒台三週年的會議上，和上千位紅衫軍Skype網路電話連線。Thaksin宣稱：

泰國之春的網站絕對不會『發芽』。

延伸閱讀：
Chai三月三日在Thai Rath上的一則插畫
標題：誰才是傷害國家的那個人？

Who’s the person who really hurts the country? Image from 2bankok.com

坦克：2006年軍政府
路標：拉差巴頌路口（指紅衫軍集合的地方）
男人手中標語左起：2007年憲法下選出的國會議員、爛爛的憲法法官
鐵絲上標語：實彈射擊區域
骷顱頭：在寺廟庇護所殺人
講台：蒙古
總理盈拉西那瓦說：從泰國現實所學的教訓
Phi Nooring:哪個故事比較羞恥？
老鼠：真相最傷人

From Thairath, March 3, 2013
Cartoon title: Who’s the person who really hurts the country? (原圖連結)
On the tank: The 2006 coup
The road sign reads: Ratchprasong Intersection
In hands of men from left: Elected senators under the 2007 constitution; sloppy constitution judges
Sign on wire reads: Live bullet zone
Sign in skull’s mouth: Killing people in the temple sanctuary
On podium: Mongolia
Prime Minister Yingluck Shinawatra says: Lesson from Thailand’s reality
Phi Nooring: Which stories are more shameful?
Mouse: The truth that hurts.
[This all refers to the PM's controversial speech in Mongolia on Thai democracy.]